2019年屈原与楚辞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综述
2019年11月2日至5日，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在湖南汨罗举行。此次年会由中国屈原学会、中共汨罗市委、汨罗市人民政府、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共同举办。来自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的楚辞专家、学者280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会议开幕式由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周秉高主持。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汨罗市委书记喻文，出席本次开幕式并先后做出重要讲话。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主任周建忠在开幕式上致嘉宾辞。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宣布此次年会正式开幕并致开幕词。会议共收到论文20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本文拟对此次年会的成果做一简要介绍。
一、 屈原生平事迹研究
屈原的生平与事迹一直以来都是楚辞研究关注的热点，亦是本次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此次大会上，周秉高教授的《屈原第二次放逐时间和路线考》对屈原第二次放逐的时间和路线问题进行了考证，考证得出屈原第二次放逐的时间在顷襄王三年秋，正式离郢“东迁”是翌年仲春的结论。周教授将第二次放逐的路线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放逐时间长达九年，沿夏水流亡终至夏口（汉口）；第二阶段从夏浦（汉口）至湘西；第三阶段为自沉汨罗。
黄震云教授在《屈原出使齐国考》一文中指出屈原出使齐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311年，出使路线则与《鄂君启节》中的路线一致，即自鄂（今河南）往，逾湖，涉汉，逾夏（水），涉江，经过沅澧，涉江，到达淮水。李孝配的《试述屈原应诞生于公元前353年》和屈星武的《试论先祖屈原生于公元前353年》都认为屈原生于公元前353年。林训涛在《再论屈原的史官身份》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屈原的史官身份及其职责，并认为屈原身份问题的解决是理解屈原作品的关键。刘石林在《屈原“自投汨罗而死”之我见》一文中对屈原投江的日期、地点进行了仔细分析。何林福在《屈原投江地的争论与考证》一文中进一步论证出屈原投江地是在湖南汨罗境内的汨罗江。黄丹、屈飞、屈振谦、屈默等在《永乐大典》的残卷中找到证据，提出屈原沉江事实上是“易服救主”的新观点。
二、屈原思想精神研究
屈原思想、屈骚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方铭教授在《屈原“法立”与法治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一文中指出“国富强而法立”寄托了屈原对法治的期盼，屈原的法治观理应是继承了孔子及儒家的基本指导思想。方铭教授认为探讨中国古代法治观念，既可以理解法治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屈原“法立”的意义。刘石林、彭秀对屈原治税思想的形成、内容、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阐述。龚红林教授在《屈原爱国精神的阐发过程——以〈楚辞〉辑注为中心考察》一文中，通过考察两千多年来“楚辞”辑注的变化，认为屈原的爱国精神经历了至少四个阶段的阐释和彰显，即忠信于君国——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爱国精神。韩国的崔承国教授则以故事化的方式将屈原的爱国主义与八大山人的爱国主义进行了比较。屈旭、孟庆显在论文中提出要结合时代要求，不忘初心，弘扬屈原爱国主义的重要性。
戴永新的《唐代诗人对〈史记·屈原列传〉的接受》一文，对唐代诗人咏怀屈原的作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些作品都是诗人在《屈原列传》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经历、情感加以发挥而成，并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屈原形象的接受和认知，在对屈原崇高品格赞誉的同时，诗人们也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寄寓其中。陈瑶瑶在《中唐诗歌中的屈原形象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屈原在中唐诗人眼中的名人形象、臣子形象及世人形象。夫子在《刘禹锡与屈原》一文中分析了刘禹锡与屈原之间的共通之处。余霞的《祖绍楚骚高远引，越名任心自风流——论嵇康对屈原的接受与背离》一文探讨了嵇康与屈原之间的关系。余霞认为，嵇康与屈原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志向高远、精神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嵇康在承继屈原精神及屈辞时，也在消解其政治执著性与楚辞譬喻系统，对传统思想的革新力度也超过了屈原。叶志衡论述了元代文人对屈原和陶渊明的几种接受方式，他认为无论哪种方式折射出的都是元代文人自身的心灵反映。陈静在《论元代科举与〈楚辞〉》一文中，认为《楚辞》在元代为士人重视很大程度上与元代科举的考试内容有关。刘红麟、朱银花论述了王鹏运词对屈骚在文化内涵、艺术审美等方面的接受。李有梁以皮锡瑞《师伏堂诗草》为考察对象，论述了此诗集对屈骚的继承以及以皮锡瑞为代表的晚清湖湘士人的屈骚情结。汤家岳以韩愈的骚体诗为例，论述了韩愈诗中的楚骚情怀。尚志会论述了连横诗歌中的屈骚精神，认为连横诗歌之精神与屈原之精神相同。史常力论证了屈原《天问》写作方式对刘向《列女传》的影响。欧天发以台湾赋为考察对象，论证了其中的屈骚意涵。邹福清的《隐居的诗学：士不遇焦虑的消解及文学书写》认为屈原建构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士不遇表达模式，后世文人通过不断重估对士不遇之焦虑进行了消解。张雪松教授以李商隐的《燕台四首》为考察对象，重新阐述了诗歌主旨，认为屈骚与《燕台》都具有悲剧性。韩国金暎珠教授在《寻根 <Metamorphosis 诗学> : 楚辞的影响》一文中将楚辞视为Metamorphosis 诗学之根源，打开了一种新文学思想的形式。刘勇刚归纳总结了屈子诗学的艺术范式并阐述了其对当代的重要启示。赵俭杰论证了《楚辞》创伤书写的时空建构以及其对《文选》哀伤赋作的影响。
柏晓彤在《早期儒学对屈原作品之影响研究》一文中，指出屈原作品中表现出的人格、政治思想与创作特色都表现出了早期儒学特色。并对屈原作品中早期儒家思想的体现、早期儒家思想的成因、儒家思想的意义与影响几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屈原作品中的儒家思想倾向对后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刘明园在《孔子思想与屈原思想略谈》一文中对屈原思想与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比对，虽然两人的思想内涵和人格精神有所不同，但两人均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三、 楚辞作品研究
两千多年以来，对楚辞作品的研究从未间断过，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故楚辞作品被后世不断重读。熊良智教授在《礼俗与〈招魂〉主题及书写体式的生成》一文中，指出《招魂》是诗人借用招魂礼仪创作的文学作品。他认为《招魂》的序文交待了招魂的缘由是弄清《招魂》主题、对象以及作者的关键。文中指出《招魂》所招对象必为死者亡魂而非所谓生魂，而序文则是以代言的叙述方式表达了诗人对怀王的认识和历史评价，因而《招魂》的作者也只可能是屈原。曹胜高教授在《七祀之制与〈大司命〉〈少司命〉〈国殇〉的祭义》一文中，阐述了七祀与五祀的祭义、司命祭义的演化、厉祀与《国殇》的祭义，认为《九歌》中《大司命》《少司命》是为司命之祀的分化，而《国殇》的祭义，当为祀厉，泰厉为无后之先王、公厉为无后之士大夫、族厉无后之鬼，合而楚国无后之鬼。曾建华、程实对《山鬼》的身份进行了再次探究，曾建华认为山鬼应为湘山之神，程实认为山鬼应是山中女神。易青的《试析〈九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歌》一文对《九歌》的性质进行了梳理总结。汤洪在《汉楚辞诵读考论》专门探讨了楚辞的诵读。董方伯论述了《楚辞章句》对《九歌》的经学阐释。彭安湘论述了大、小苏对屈宋的接受。
《天问》一直是楚辞研究的难点。罗建新教授在《〈天问〉的“图注”形态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萧云从造性地以“图注”方式来阐释《天问》，实现了研究方式的一大变革。罗建新认为以“图像”诠释《天问》，展示出不同于“文字注”的特征，以“图注”方式诠释《天问》，能增添文字的美学意味，拉近民众知识修养与《天问》抽象文字叙述间的距离，部分地消解阅读障碍，使《天问》更易于为读者接受。何继恒的《论〈天问〉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一文探究了萧云从的《天问图》与《天问》的文学意旨、文学文本以及文学评注之间的关系，认为萧云从通过创作《天问图》，借助屈原诗歌的意旨，表达了内心的悲愤哀痛之情，寄寓了深远的劝诫讽谏之意。鲁瑞菁教授对萧云从《离骚图·天问图》第一图进行了论述，结合现代考古发掘文物及墓葬资料，探求萧氏绘制此图的图像资源及文化传统。陶丹丹在《“二湘图”文献研究》一文中对“二湘图”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对历代“二湘图”数据进行了分析。香港陈鸿图教授在其《〈楚辞‧ 天问〉“后帝”释证》一文中对《天问》中的“后帝”身份进行了释证，认为“后帝”是掌管土地之神。王志翔的《〈天问〉“呵壁说”再检讨》一文通过对早期文献、楚汉画像结构的分析，对“呵壁说”予以肯定。
张世磊结合上博简《桐颂》内容及其性质与郭店楚墓漆耳杯铭文“东宫之师”，并联系《国语·楚语上》所说“文咏物以行之”的教育传统，认为《橘颂》应是屈原在担任三闾大夫时期，为其所教贵族子弟而作的一首颂物象志诗。徐蔚明从逻辑判断的视野判断出《橘颂》的创作年代应为屈原而立之年时。何新文、邹福清在《好谏而招忧、发愤以抒情——也说〈惜诵〉“惜诵以致愍”兼及古文注释的若干原则》一文中，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认为“惜诵以致愍”当是“好谏以招忧”之意。金健萍在《〈九章·哀郢〉之“阳侯”》考一文中对“阳侯”身份进行辨析，认为“阳侯”并不是黄河之神“河伯”，而是陵阳国侯或阳国侯，有罪而自投江而死，其神灵幻化为大波之神，又被称之为阳侯之波。屈原运用“阳侯”的意象，其象征意义在于屈原内心希望自己也能如阳侯一般保家卫国。屈健在《浅谈屈原〈惜往日〉的“明法度”》一文中阐述了屈原作品的法治思想。唐旭东的《屈原〈九章〉人物典故研究》一文对《九章》中的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九章》中的中原人物典故居多，而且这些人物是被儒家肯定和赞扬的，这反映出屈原的历史文化结构还是以中原文化为主。张二雄对《卜居》《渔父》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文本表现出的道家思想。蔡靖泉的《鸟集汉北与汉北楚境》一文辨析了《九章·抽思》中的汉北之地，以及屈原往居汉北的时间与原因。马志垚在《〈离骚〉“筳篿”考》一文中对“筳篿”一词进行了考证，得出“筳”为动词，“篿”为名词，“筳篿”为动宾结构，合释为“析竹六寸”的结论。陶永跃在《试论〈离骚〉的“镶嵌式”结构》一文中，对《离骚》的结构再次探究，他认为《离骚》以叙事为主，又将抒情成分和政治表述嵌入到适当的情境和位置中，利用美人、香草、道路三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将全诗联结起来，使之水乳交融。冯嘉怡在《〈怀沙〉被评为屈原绝命辞的因由与辩解》一文中认为《怀沙》并非屈原的绝命辞，《怀沙》题旨解为“感怀长沙”更为恰当。
日本学者矢田尚子在《〈楚辞・九怀〉的远游描写和王逸注》一文中，通过对《九怀》文本各部分的考释，得出《九怀》乃是以鉴赏远游铺叙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结论。日本学者谷口洋和甄桢皆对王逸的《九思》进行了探讨。谷口洋在《〈九思〉与王逸所处的立场》一文中，对《九思》出现的文学背景、《九思》的结构、《九思》的文学境界进行了阐释，认为《九思》并不是游戏性质的模拟之作，而是王逸学习历代文学与理论，直面东汉的情况，进行认真思考的成果。甄桢在《王逸〈九思〉中的“情”与“景”》一文中分析了《九思》创作因“怨情”而起，文本中的“哀情”表现，《九思》抒情色彩的淡化，以及从屈骚到《九思》呈现出的由情胜于景到景胜于情的变化趋势。
本次会议亦涌现出一批研究屈作意象及词类的论文。张佳在《屈原作品中的建筑描写及其内涵意义》一文中对屈原作品中的建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屈作中的建筑意象意蕴深刻，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阳丛点阐述了《离骚》《九章》《天问》中的爱国意象，以及这些意象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陈缘缘在《屈原赋“水”类核心词及其运用艺术》一文中对屈原作品中的“水”类核心词以及其运用特点、运用效果进行了详细阐释。邓康丽对屈原作品中“行进”类动词进行了分类统计并对此类动词的语义特征和精神内涵进行了剖析。李梦欣分析了屈原作品中的“穿戴”类动词，认为此类动词与其受事对象相搭配，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李柏锦独辟视角以医学之哀伤理论分析了屈原《离骚》中的情绪与生理反应。孙雅辉比较了屈宋辞赋中的美人意象，认为屈赋中的美人意象更多是记录诗人的政治诉求与承载诗人的情感，而宋玉辞赋中的美人意象则重铺陈体物并启发了后世艳情文学。马静比较了屈宋辞赋中的凤意象，认为凤意象在屈原作品中既包含神鸟的原始意象，又包含诗人“百鸟衬凤”的自喻方式，而宋玉作品中的凤意象都是用来喻指自己。赵爽分析了《楚辞·九章》中“道”“路”的意象，认为“道”的含义比较大，通常指君王治国的方法，“路”则偏重个人所遇。“道”“路”意象对后世仕人的诗赋创作和情感抒发有很大影响。管宗昌论述了屈原作品中的“容与”意象与其所表现出的屈曲之美。李树军比较了《楚辞》与《诗经》中的远行意象，他认为《诗经》中很多远行意象具有比兴的功能，是抒情言志的重要题材，而屈原楚辞作品中的远行意象则具有象征意义，远行事件叙事是屈原作品非常重要的结构方式。
四、楚辞学者及楚辞学著作研究
对楚辞学以及楚辞学著作的研究一直是楚辞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黄中模教授的新书《学术争鸣架金桥——当代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实录》即将付梓，汤漳平教授为此书作序，指出此书在学术史上以及对后世研究者都有重要价值。张强教授、任刚教授对《楚辞集注》《楚辞补注》二书的注释方法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二注都以《楚辞章句》为基础，《楚辞补注》的主要特色为文物典章制度、草木鱼虫等的补充诠释和新的认识，代表了传统汉学方面的大成；《楚辞集注》主要对屈原作品所蕴含的义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表达。郭丹对明人何乔远的《释骚·离骚解》进行了简述与评析。谢君对《楚辞后语》中的作家论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作家论是《楚辞后语》的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出道德批评高于文学批评、作家评判重于作品评判的研究特点。
黄建荣分析了毛奇龄《天问补注》的训诂特色，他认为该书的字词训释主要是义训，兼有少量声训和异文析义。句意分析既串讲字面义和兼说隐含义，也有疏证与驳正相融合，有时也涉及一些语法，并指出了此书的一些不足。陈松青以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郭著稿抄本为中心，对郭焯莹楚辞学进行了平议。郭丽对《天问章句》中所涉及的齐人齐事进行了考证。曾亚兰对蒋鐄《九嶷山志》中与楚辞相关的文献进行了述略。柯混瀚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楚辞书写》一文中考述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比较了文学演进的源流。刘树胜对《楚词笺注》工作底本进行了探讨，得出了《楚辞集注》为其底本的结论。日本学者田岛花野对《楚辞章句》中的西汉音进行了探究。钟兴永对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进行了综评。陈怡良教授评述了许瑞哲《屈原儒道思想探微》一书的内容及特色。李霖论述了林庚的楚辞研究，认为林庚是 20 世纪楚辞学界以“诗心”治骚的代表人物。孙光教授通过对汉宋两代屈骚中神幻素材的解读，论述了文化思维在不同时代的转变。李国荣以洪兴祖、杨万里、朱熹三家注释为线索，探讨了宋代楚辞学者的《天问》宇宙观。
牟歆以敦煌残卷《楚辞音》为考察对象，考证出原书当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且此书在内容和体例上与前人不同，体现了楚辞音义文献由无到有、从零散注音到专书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历程。陈欣对《楚辞串解》的作者陈大文的里籍进行了考辨，得出陈大文是生活在道光至光绪年间的江西宁都州石城县人的结论。熊人宽对刘向典校经书与编集《楚辞》进行了论述，认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刘向集”的书名可能是《离骚楚辞》。胡彦论述了刘梦鹏《屈子章句》以多种形式的注释对《楚辞》的阐释。谢模楷论述了吴汝纶的楚辞评点及其价值，认为吴氏之评点体现出古文评点的特色，在楚辞评点中别具一格。叶珊珊对王邦采的生平及著述进行了考证。张祝平教授对晚宋方澄孙的《诗》《骚》正变论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相较于朱熹，方氏更偏重文体与诗文风格以及写作句式语言形式语言技巧的流变。苏慧霜教授阐释了南宋的骚雅词观及词境，她认为“骚雅词”基本延续了“诗缘情”的抒情传统，重视情义的感发，并在南宋词坛呈现出一波创作高峰，形成词史上别具一格的“骚雅之趣”。漆雕世彩以三十五首诗歌赞扬了黄灵庚教授的著作《楚辞章句疏证》。李征宇评论了明代赋论中的《楚辞》，认为明代的赋论承接元代重情说的理论，呈现出崇骚重情的特质，在赋学批评史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与赋史价值。日本学者大野圭介论述了王逸《楚辞章句》中的引《诗》。日本学者田宫昌子围绕《章句》离骚主题的发展和演变问题，对比了《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的注释态度。
五 、域外楚辞学研究
近年来，域外楚辞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海远对日本20世纪50-80年代的《楚辞》研究进行了评述。日本学者野田雄史对龟井昭阳《楚辞玦》抄本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究，通过分析各抄本的异同，来阐明每个抄本的性格特征。陈亮评述了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楚辞》翻译与研究，指出了此书的优点与不足。韩国学者李钟灿对韩国古典文献中和屈原相关的资料做了简介并对《离骚经》进行了考证。韩国学者姜锡瑾比较了屈原的《渔父辞》和韩国的《渔父辞》，认为屈原的《渔父辞》对韩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韩国学者李昌植对中、韩两国的端午神屈原和金庾信的故事进行了比较。韩国学者金京南对韩、中两国端午节的习俗进行了比较考察。韩国学者崔明焕介绍了韩国端午节的活动情况。韩国学者李振圭分析了屈原文学对韩国古典诗歌的影响。韩国学者尹瑛玑以端午的荐献仪式为个案，考察了朝鲜时代俗节礼仪。韩国学者申斗焕阐述了楚辞《招魂》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影响。刘萍、童利对欧美当代《楚辞》研究进行了述评，认为英、美两国是楚辞研究的重镇。施仲贞论述了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楚辞研究的科学方法与理性精神，认为儿岛献吉郎把西方学术中的科学方法与理性精神融入楚辞研究，开创出一条楚辞研究的新思路。李燕对高丽文人李奎报的屈原观进行了论述。
六、关于骚赋的研究
关于赋之起源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邓稳对屈赋源起《诗经》论提出质疑并加以论述。陈咏红在文士主体性研究的视域下，对西汉前期的骚体赋进行了探究。李文钰、罗瑾瑜、尹倩、温玉清、孙汝兰探讨了当代“新楚辞”创作的路径及实践。孙宝对崇礼家范与谢庄骚、颂一体文风的形成进行了深入探索。姚鹏举论述了《招隐士》的文体及《招隐》琴曲。陈剑湘对贾谊《弔屈原赋》的艺术手法进行了评议。高一农论述了骚体赋与屈原之间的关系。冷卫国教授论述了中古辞赋与奏议的关系。
七、关于宋玉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宋玉及其作品的关注日益增多，有关宋玉的研究一直是会议的议题之一。刘刚教授以宋玉的《风赋》为考察对象，论证了先秦“风占”习俗与《风赋》创作的内在联系。金荣权深入探究了《高唐》《神女赋》中的两个问题，对高唐与巫山、巫山神女的原型进行了考证。张思齐阐述了《九辩》中的道意以及李白对宋玉的缅怀。张英伟将宋玉《笛赋》与王褒《洞箫赋》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在内容、体裁、音乐美学特征以及所表达的思想意义等方面存在很多异同点。张庆利、郭梦婕对新世纪宋玉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评述。程本兴对其主编的《宋玉与宜城》一书进行了评述，更改了书中部分要点，认为做学问、写文章，一定要持实事求是、知错就改的科学态度。于试则从多角度论证出宋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第一美男。陈璨探究了湖南临澧籍艺术家为颂怀宋玉而创作的四首歌曲，并分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吴广平教授、雍寒清对宋玉赋中的身体类核心词及其运用艺术进行了深入探讨。雍寒清论述了宋玉赋对辛弃疾词的影响，认为辛词中伤春悲秋的主题、以文为词的句法及谐谑词，均可在宋玉赋中找到古老的源头。史新林、杨绪穆考析了临澧是宋玉辞赋的创作之地。颜家庆论述了《黄花鱼儿歌》对宋玉研究的价值。
八、楚史、楚文化的研究
楚史、楚文化的相关研究一直是楚辞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黄耀堃通过对“帝高阳之苗裔兮”的补注，考订了《离骚》作者的族源。黄人二教授对文献中楚怀王的代称一一进行了考辨。张中一重新释读了《鄂君启金节舟节车节铭文》，认为整篇内容都是楚国军队主宰救灾受纳粮食恩惠灾民的事迹，时间在战国晚期顷襄王年代。徐文武教授对湖北九连墩楚墓 M1: 728 木弩漆画再次释读，根据漆画所绘内容，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考释，可将木弩漆画分别定名为《后宫娱乐图》和《国子习业图》。
黄震云教授的《<国殇><礼魂>和先秦战争失败罪》一文确定了楚国的失败罪，认为《国殇》并非纪念阵亡将士而是纪念楚怀王的礼乐。黄震云教授、袁正洪的《清代武昌同乡会神农架三闾书院田野调查》一文确定了三闾书院皆建立于清代中后期，是由武昌商人建的书院学堂。黄震云教授、谭智晋的《楚辞的饮食文化》一文对楚辞中表现的楚国饮食进行了分类讨论复原和论证。黄震云教授的《楚辞和屈原的形象服饰》一文，主要对楚辞中的有关服饰进行了稽考，结合出土文献，力图说明其形态功能。黄震云教授在《战国楚简关于楚都称郢和<哀郢>的写作》一文中指出楚武王开始将楚国京城一律称某郢，郢表示王城，哀郢就是悲国自伤。
张九紫从屈原大辞赋产生的大楚国地域与多民族融合的大荆蛮环境入手,论述了屈原大辞赋的创作基础及作品内涵，以及其对汉皇族和汉大赋的影响。傅利民对沅水下游古楚城建设进行了几点思考，对其历史背景、地理位置、历史意义分别进行了阐释。吴从祥探讨了越文化对《楚辞》的影响，认为《楚辞》中多有越文化的痕迹。
九、屈原与地方文化的研究
汨罗是屈原沉江之地，千年以来屈原及屈原文化对此地民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戴芸伊分析了汨罗香囊的前世今生并探讨了香囊与屈原之间的关系。张红标论述了屈原辞赋对苗瑶畲族民间叙事史诗《苗族古歌》，《盘王大歌》与《高皇歌》的影响，并从内容上和形式上展开了分析。余学亮，王澳杰，蒋芷源，田汝莎，邳鹏，龚红林对君山岛楚文化遗存现状进行了调研并拟订出创新研发策略。张俊伟通过对南阳地区古地名、文化遗址深入考察，揭示了南阳楚文化与屈原的渊源，为当代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途径。张昌竹评议了屈原在溆浦的生活状况并通过《涉江》等作品阐述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杨玲玲、姜廷芳介绍了屈原故里“屈原文化碑廊”诞生的情况。杨杰央、曹智轶分析了汨罗与屈原之间相互影响、互相依存的关系。黄青分析了汨罗二字的文化史韵。江良发对《楚辞》中的南郢之地进行了考证。毛浦先对汨罗江屈原庙历代徙建地进行了考辨。周运曙介绍了屈原文化遗迹恢复工程之一汉寿沧溪寺的重建情况。屈福林、屈鹩、屈默根据清末《屈氏族谱》，介绍了四川达州屈氏系屈原后裔的情况。黄丹、屈飞对汨罗江流域和屈原相关的遗迹、习俗、传说等进行了探究。任远、常勇、徐蔚明对汨罗最先为屈原立祠祭祀的历史进行了考察。
十、屈原文化的现代传播研究
丰富多彩的屈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文化日趋共融的大背景下，屈原文化在国内外的有效传播能更有利于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刘萍、张熠飞以屈原文化绘本为例，对文化自信战略背景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外宣策略进行了研究。林媛对《山鬼》歌吟的戏剧化进行了探索。刘美凤对电视连续剧《思美人》中的插曲《橘颂》进行了研究。刘强对傅雪漪艺术歌曲《湘君》进行了多维研究。欧树宏对新艺术歌曲《上下求索》的音乐特征和演唱艺术进行了探讨。吴纯分析了龚琳娜版《山鬼》的演唱艺术。徐倩对老锣与龚琳娜新艺术歌曲“屈原诗五首”的歌词文本、音乐特征与演唱艺术进行了专题研究。郑婷婷以歌剧《屈原》婵娟主要唱段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其音乐特征和演唱艺术。朱红叶分析了姚盛昌、林聪二胡曲《离骚》的演奏技巧和情感处理。周兰对高中语文课文《湘夫人》的文本进行了细致解读。曹楠论述了传统文化视野下《离骚》的教学价值。林莉总结了《楚辞》中香草元素的艺术特征以及文化内涵，分析了其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价值。欧阳瑰丽、张坤煜对萧云从《离骚图》在现代装饰图案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钟兴永教授对历届中国屈原学会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进行了纪述。
总之，本次大会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盛会。本次大会所提交论文涉及到屈原研究、楚辞研究的方方面面，涉猎范围之广、论文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参会专家学者包含不同年龄阶层来自海内外各地，学术队伍不断壮大。本次会议还举行了中国屈原学会换届选举，方铭当选为屈原学会会长，周建忠、赵敏俐、郭建勋、林家骊、郭杰、蔡靖泉、黄凤显、黄震云、刘刚、张强当选为副会长，黄凤显兼秘书长，黄震云、吴广平、徐文武、谢君、朱闻宇、王孝强、周征任副秘书长长。黄灵庚、周秉高、姚小鸥、汤漳平、毛庆、徐志啸被推选为名誉会长。大会还组织全体与会人员参加了中国屈原学会汨罗屈原文化研究院的授牌仪式，参观了当地的名胜古迹屈子祠、体验了龙塘大屋打五中的民俗活动，观看了“诗韵汨罗江”诗歌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