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学年会第一讨论组举行第二阶段讨论,屈学专家、学者继续围绕屈原生平与事迹、《楚辞》作品、屈赋意向及词类、屈原精神及影响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
来自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柏晓彤分享的论文题目是《早期儒学对屈原作品之影响研究》。她说,屈原作品与早期儒学有着深远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与楚地文化在战国时期的特殊融合。屈原作品中的人格、政治思想与创作特色都表现出了早期儒学特色。屈原作品中的儒家思想倾向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与价值,其不仅在精神方面砥砺着后世士大夫文人,更提供了一种为后世文人所广泛使用的艺术手法。
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三讨论组开始讨论
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尚志会以《肯为青山老白头——连横诗歌的屈骚精神》为主题,与小组人员进行讨论。他说,连横是台湾日据时期三大诗人之一,他的诗歌祖述屈骚,上承杜甫而又自开新境。连横的诗歌展现了他的兴亡之感与爱国真情,具有强烈的屈骚精神。连横诗歌中既有直接吟诵屈原之诗,又有化用屈骚之辞、采撷意象之作,诗歌内涵与精神,亦同屈原之精神。连横其人,堪称“台湾的屈原”。
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陈亮将自己的研究——《论霍克思的<楚辞>翻译与研究》带与大家分享。他说,霍克思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他是英语世界里第一位以《楚辞》研究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他的英译本《楚辞》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翻译丛书,在西方具有广泛影响。在《楚辞》作者问题上,霍氏认为历史上确有屈原其人,但他仅是楚国诗人群体中一员,只有《离骚》是他的作品。因此,霍氏被称为在此问题上最大的怀疑论者和最渊博的西方学者,霍克思受到了当时盛行的疑古思潮影响,在研究方法和证据方面皆存在不足,因此引起了不少批评。
辽宁大学文学院老师李树军研究的主题是《屈原“楚辞”与<诗经>中的远行意象》。
远行是先秦时代贵族生活的重要构成内容,《诗经》和《楚辞》中有大量远行意象。《诗经》很多远行意象具有比兴的功能,是抒情言志的重要題材,而屈原楚辞作品中的远行意象则具有象征意义,内涵更加丰富,同时远行事件叙事也是屈原作品非常重要的结构方式。《诗经》中的远行意象往往选取现实生活中的物象、事象和人物形象,而屈原楚辞中的远行意象则往往选取神话中形象,充满了想象和虚构。屈原楚辞远行意象与其经历和楚地文化密切相关,《诗经》则源自于现实生活。屈原楚辞中的远行意象对《诗经》中远行意象既有继承又有所偏离。
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老师刘红麟围绕“王鹏运词对屈骚的接受”展开说明。王鹏运处在晚清的历史节点上,遭逢相似的人生际遇,对文化先哲屈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亲和与认同,在思想、人格与审美等方面与屈原产生了高度的同振共鸣,表现出对屈骚文化特有的仰慕与依恋,融合而成半塘词中典型而普遍的文化情怀,如好修情结、天问精神、招魂心态等,在言说这种情怀的时候,非常自觉地承继了楚辞的艺术传统,如香草美人的比兴模式,化用楚辞语汇及其相关题目等,使半塘词饱含了与楚骚相似的深广意蕴,显示出与楚骚相似的宏大气派,染上了与楚骚相似的凄怆情调。
第二组第二阶段讨论开始,51名屈学专家就2019年屈原与楚辞学术研究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论文集的文章展开讨论,畅谈对论文写作的看法。
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姚鹏举教授就“论《招隐士》的文体及《招隐》琴曲”为主题展开讨论。他说,《招隐士》是《楚辞》中署名淮南小山的一部作品,在文本上通常被认为楚辞体,但也有或被认为是赋,或被认为是诗,或其他文体,在对《招隐士》的文体界定时,发现《九章》、《九辩》中句式的承前启后,《九歌》与楚辞及《离骚》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第五讨论组继续讨论中。
贾先亮来自宜昌市文化局三游洞文物管理处,一直从事考古工作,曾在《人民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等各级刊物上发表文章100多篇。他在年会上带来的观点主要是为屈原鸣不平。贾先亮还提到,昨天他曾去往屈原投江的地点,在投江地,他解开了心中屈原跳江的疑惑。第一是屈原一生追求国泰民安的“美政”,但追求没有实现;第二是屈原一路流放,最终来到自己的封地,将身心安放此处是为了魂归故土。
屈学年会第四组与会专家继续展开讨论
中国评剧院作曲家林媛说,“近十余年,在以《诗经》为代表的诗乐体系重构的过程中,《山鬼》是我个人最喜欢,下功夫最多的一首。细思歌吟度曲的过程是兴发感动、咀嚼文辞、体察人物,情境交融、‘化’出音符,编织旋律,记录成谱的‘系列工程’,从感性到理性,再升华至审美境界,环环相扣,无一处可懈怠轻慢。”随后,她就形象解析、文本解读、戏剧构成、微诗乐情景剧、乐体架构、审美之境等方面对论文《虚境实情,移步换形——〈山鬼〉歌吟的戏剧化探索》进行了论述。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刚讨论的主题是《屈子诗学的艺术范式及当代启示》。
他说,屈子骚体诗学的范式影响后世甚巨,对当代诗歌创作仍然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屈子美政理想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激励着当代诗人树立大我情怀:屈子熔铸神话,心游万仞的想象力值得当代诗人心慕手追;屈子诗学往而不返的抒情模式,能医治当代诗人的精神疲软:屈子诗学香草美人的象喻,标示着当代诗歌创作的意象营构:屈子骚体的民歌元素,启发当代诗人取法民歌:屈子骚体形式的解放,引领当代诗歌追求形式上的新变:屈子诗学得力于江山之助,这一点对当今诗人重视采风或游历也是富有启示的。
米忠良来自陕西商洛学院。他曾系统的学习《楚辞》,并背诵和默写《楚辞》。在长期的学习中,他敬佩屈原、崇拜屈原,也渴望来到楚国的大地上,来到屈原投江的汨罗,探索他为何选择在汨罗投江。这次他是带着疑问来到汨罗的,希望听听专家学者的解答。
文学博士、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戴永新以《唐代诗人对〈史记•屈原列传〉的接受》为题进行了分享。论述中,她结合《史记•屈原列传》进行了阐述。她说,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对屈原人生经历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成为后世了解屈原的第一手资料。唐代诗人接受司马迁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审美体验,在对屈原不幸罹难的深深同情,对楚王不明忠奸、佞臣构陷忠良的批判,以及对屈原崇高品格的赞誉中,寄寓了诗人的人生价值观。
汤洪是一位年轻的学者,来自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这次年会,他带来的论文是《汉楚辞诵读考论》,文中观点表明,用于“诵读”的楚辞代表着文学已脱离早期音乐文学体例,而成为纯粹的文字之学,标志着中国以文字为创作载体的纯文学正式形成,屈原即为最早也为最为杰出的创作者。
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管宗昌的论文主题是《从徘徊难进到屈曲之美——屈原对“容与”的使用及文学意义》。文中指出,“容与”是屈原创造性使用的意象,被赋予多重文学内涵,通过回复字本义,使得“容与”在作品中获得“排徊难进”和屈曲之美的潜质,“容与”背后潜藏着一个屈曲之美的文学世界,其对字义的主观屏蔽与选择,以及对对象的独立化观照,展示出其审美内涵的发生过程,屈曲之美的初创期特征也在这些方面呈现。屈原作品的屈曲之美深刻影响了后代辞赋,“容与”一词在后代的使用发生了变迁,也明显带有屈原的影响。这个词没有得到充分发育,与屈原的多义化使用,以及字面形象性不足有直接关系。“容与”是透视屈原作品文学内涵、审美生成及阶段性特征的重要视角。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学生刘美凤从歌词选择、音乐特征、编曲配器、音乐处理四个方面分享论文《电视连续剧〈思美人〉插曲〈橘颂〉研究》,并现场演唱了部分选段。她认为,屈原抓住橘树“深固难徙”的特点,因物寄情,托物言志,既颂橘,更颂人,既是对理想人物的称颂,也是对自己崇高志向的抒发,而电视剧《思美人》插曲《橘颂》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为主题,采用现代创作技法,将古典诗歌与民族音乐相融汇,意境优美,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张红标(笔名张九紫)来自湖北省咸宁通城县教育中心,他这次给大会带来了3篇论文,分别是《浅谈屈原大辞赋产生的楚国大地域与荆蛮多民族融合大环境》《屈原辞赋对江南苗瑶畲族大史诗的影响》和《屈原辞赋苗瑶畲史诗遗风为鄂南咸宁民间叙事长歌》。
“行进”类动词在屈原赋中都有何语义?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邓康丽论述的是《论屈原赋“行进”类动词的语义特征和精神内涵》。在她的认知中,屈原赋“行进”类动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语义场,包含两个向度的义项:一个是“前进”,一个是“回归”。前者数量较多,注重浪漫想象艺术的运用;后者意蕴丰富,注重精神内涵的隐性呈现。以“前进”和“回归”交织而成的屈原赋“行进”类动词充满着文学艺术的美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来自山东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胡彦就《论刘梦鹏<屈子章句>注释对<楚辞>的阐释》为主题开展讨论。她说,《楚辞》自问世以来,国人莫不读之,因之对《楚辞)的阐释便也绵延干年。清朝学者刘梦解读经典、创作书赋,富有才情,且深受楚辞影响。他熟读并深研《楚辞),与屈原心有戚戚。所注《屈子章句》体现出刘梦鹏对《楚辞)的阐释,这不仅表现在刘梦鹏在思想情感和内在精神层面与屈原相通相融,能够理解屈原之志,与屈原情感共振,而且还表现在《屈子章句》运用以骚解骚、代拟抒情、填补空白、文艺点评等注释形式,对《楚辞》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毛浦先来自汨罗市图书馆。他研究的是《汨罗江屈原庙历代徙建地考辨》,经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和辨析,得出了从罗渊北始,先后向汨罗江北磊石山、金沙堆、南阳里、玉笥山徙建的结论。由此证实历代朝野对《史记》所录屈原自沉汨罗史事的普遍认可,也凸现出了中华民族对屈原忠君兴国思想和清冽高洁品格的景仰和追念。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老师叶志衡从颂屈贬陶、颂陶贬屈、屈陶皆颂、屈陶皆贬4个方面,解读了自己的论文《试论元代文人对屈原和陶渊明的接受》。从汉代开始,评屈议屈之作不断,中唐以后,尊陶崇陶之风渐起,屈原和陶渊明分别成了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许多文人的精神偶像。北宋苏轼作“和陶诗”,开宋人喜欢评屈议陶,两相比较之风。有元一代,将屈原与陶渊明进行比较之风继续大盛,其痕迹遍及诗、词、曲、文各个领域。元代文人普遍喜欢拿屈陶二人说事,这是元代文艺思潮中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它已经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形成这一特征和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因为大量汉族文人固持的正统儒学思想、元代统治者的特殊文化政策以及屈陶二人的思想、境遇与元代汉族文人思想、境遇相契合所致。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赵俭杰带来的论文是《<楚辞>创伤书写的时空建构及其对<文选>哀伤赋作的影响》。《楚辞》作为创伤书写的经典文本,在哀伤之情的时空建构上,对《文选》哀伤赋作有着重要影响。从“仆悲马怀”到“音哀景悲”,实现空间广度的拓展;从“朝夕”到“今昔”,进行时间跨度的延伸;从“夜不能寐”与“精神幻象”到“梦中寄情”,达致心理时空的构筑。正是这三方面的承继和发展,オ使哀伤之情的广度、长度、深度在一个更为远阔的时空之中得以舒展,也使抒情主体可以得到慰藉。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学生刘强分享的论文是《文学美与音乐美的完美融合——傅雪漪艺术歌曲<湘君>的多维研究》。
他认为,以屈原的诗歌《湘君》作为歌词,由傅雪漪作曲的艺术歌曲《湘君》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作品,具有跌宕起伏的情感、起承转合的曲式、抑扬顿持的韵律、精致形象的伴奏、诗乐同构的节奏等特点,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是文学美与音乐美的完美融合。
“研究楚辞与宋词的学者,常常研究屈原辞对辛弃疾词的影响,却很少关注辛弃疾词对宋玉赋的接受。事实上,辛弃疾词对宋玉赋多有继承与发展。”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学生雍寒清认为,宋玉的《招魂》乱词与《九辩》开头中“伤春”与“悲秋”的主题,散体赋中大量运用的散句,隐语委婉讽谏或以滑稽语言戏谑取乐的文学体裁及风格都深深影响着辛弃疾词作的主题、句法和用词。
杨玲玲来自宜昌市屈原学会。她认为应该正面佐证屈原的作品和精神,为宣扬屈原文化和精神而努力。本次大会,她和宜昌屈原学会的姜延芳共同提交了论文《屈原故里“屈原文化碑廊”诞生记》,文章简要介绍了屈原的一生和功绩,为了传承屈原文化,她带头倡议修建屈原文化碑廊,将屈原有关诗歌和辞赋镌刻成碑文,供中外游人欣赏、交流,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续写文化传承。
南通大学文学院的张祝平教授从晚宋方澄孙的《诗》《骚》正变论推源为主题开展讨论。他说,方澄孙的《诗》《骚》正变论是包涵于《六经》与后世诗文正变论中。与汉人朱熹偏重强调诗文思想政治内容正变不同,他更受韩愈之说影响和束缚,偏重文体与诗文风格以及写作句式语言形式语言技巧的流变。方澄孙主张文以正,行文充满变和工。
张俊伟来自河南省西峡县屈原文化研究会。河南的南阳地区是楚文化发祥地,有着宛城、龙城、楚长城、秦楚丹阳古战场等楚文化的地标,与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有着不解的渊源。他借着新材料,通过对南阳地区古地名、文化遗址深入考察,揭示了南阳楚文化与屈原的渊源,为当代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讨论尾声,汨罗打倡传承人孙浩用汨罗民间的方法,为专家学者吟唱了《楚辞》、《离骚》和野歌中的《天问》。他希望能把汨罗的民俗符号、文化宣扬和推广出去。